那些捷克「大體老師」教他的事：真相只有一個，通往真相的方法卻有千百種
許復 Harry Hsu／世界會客室
2018/11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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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，在大六實習時有一門「自選科」。因為很喜歡看美劇《CSI 犯罪現場》，於是特別選了一般臨床醫學生都不會選的「法醫學」。
封面圖：Cheng-Kang 很感謝自己有在海外學習的機會，讓他看見了不一樣的自己。圖／鄭鴻翔 攝影
我在過去的新聞工作，相較於其他職業，儘管已經更常碰觸生與死的界線；但是，記得那一年，四川雅安地震發生，我在現場看到四處殘缺而無法辨認的「事物」時，心底深處湧起的難受，至今仍然是一道無法癒合的疤。
然而，雖說是心裡難以痊癒的一道疤痕，我卻仍然會形容，那是一場極為深刻的「生命體驗」。因為，許多有關生命旅程的課題會泊泊流淌進你的心裡，從善惡黑白，到活著及死亡的意義，以及自己還能夠為這個世界做什麼等。
有另一群人，比新聞人距離生死的界線更近。
在他們走過的點滴歲月中，總有遇過許多被稱作「大體老師」的摯友，是他們在專業養成過程中必定會認識的夥伴，甚至在某些階段還要朝夕相處。
有趣的是，如果是在地球另一端的遠方，與一群和自己說著不同語言，有著不同文化記憶的大體老師相伴數年，這人的生命體驗，想必有諸多值得分享之處──Cheng-Kang 就是這樣的人，他的年紀比我略輕一些，是我在劍橋念書期間，至捷克參與學術研討會時認識的年輕醫師。
當時他還在捷克的帕拉茨基大學（Palacky University Olomouc）學習醫學，一路到碩士畢業後，先在該校醫院（Palacky University Hospital Olomouc）和當地軍醫院（Military Surgery Hospital Olomouc）工作；回台後，經過台灣林口長庚醫院的實習，目前在高雄榮總擔任不分科住院醫師。
Palacky University Olomouc， 遺傳學之父孟德爾（Gregor Johann Mendel）也是該校校友。圖／Cheng-Kang 提供
第一階段：那些放過血、泡過福馬林的大體老師
在台灣，如果想要成為大體老師，得經過重重的審核；但在捷克不同：按照法律規定，只要在醫院過世的病人，都必須成為大體老師，讓醫學院的學生進行解剖，探求根本原因，因此大體老師的數量很多，「狀態」也更「五花八門」。
捷克的醫學教育是六年制，和台灣現行制度不一樣的地方，是在大一時就有「專業課程」（Major Course），讓大一新生提早接觸專業課目，使學生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這個科系，或者對這門科學是否真的有興趣；也因此，捷克學生得以比台灣學生更早接觸到解剖課程。
Cheng-Kang 回憶，大一的解剖課，是他第一次與捷克的大體老師們的相處。這時的大體老師，正是那些泡過福馬林、放過血、台灣醫學生普遍會接觸到的大體老師。他們的共同性是沒有開過刀，擁有完整的生理構造，在經過放血和泡福馬林等處理後，學生們可以更清晰地看見並學習這些大體老師體內的各種構造，適合解剖學的初學者觀察。
校方為了鼓勵學生學習，允許學生自由進出大體解剖室，「換句話說，只要學生願意，就能夠有非常多與大體老師相處的時光，當你的心境調整好，專注在學習上之後，訓練必定很紮實。」
同時又輔修多門外語的 Cheng-Kang 比喻，解剖就像是進入醫學領域的一門語言課：把人體的每個構造有系統地用拉丁文或英文記下來，在醫學生涯和其他醫師溝通時，才能精確地表達出所指為何，「在捷克與大體老師互動的感覺很奇妙，他生前是與你活在不同世界的人，講著不同的語言，可是此刻，你們竟然能夠進行超越語言的交流，而你正深刻地向他學習。」
在捷克，凡在醫院死亡，就必須成為大體老師供醫學生學習，因此，當地的大體老師非常多。圖／Cheng-Kang 提供
第二階段：那些保持著死前樣子的大體老師
第二個階段發生在大三。在捷克的醫療學習體制中，除了要看病理玻片（Pathology Slides）以外，還多了一堂課叫「病理解剖」（Pathological Autopsy）。這時接觸的大體老師，也跟之前那些經過處理的大不同。
這一個階段接觸的大體老師，沒有放血，更沒有泡福馬林等處理，這是為了要讓醫學生了解此人的死因，或者疾病末期的樣貌等「真實狀態」，因此在病人死掉後，不多做處理，直接由病理科醫師帶著醫學生解剖。相較於前述那些給初階段醫學生學習的大體老師，這些大體老師保持著病患死亡時的狀態，血肉俱全，也因為是生病過世的，很多器官看起來會跟正常的不一樣 。
另外，每個在醫院死亡的病人，經病理解剖後，都會被給予一個「死亡診斷」，而這裡的「死亡診斷」和一般台灣醫院所指的死亡診斷有點不一樣。在台灣死亡診斷，一般是指「臨床上的致死原因」（clinical cause death reason），而在捷克，則分為兩種：「臨床上的致死原因」（clinical cause death reason），一般是由臨床醫師所開立；「真實的致死原因」（real cause death reason），由法醫師或是病理科醫師所開立。
「因為這門課，我才真正的體會到學理和實務能有多大的差距。」多了一道強制的病理解剖手續，竟然能夠發覺原本根本沒有想到的真相。
多虧現行制度，推翻臨床診斷
講到在捷克讓人津津樂道的「強迫被成為大體老師」的制度，Cheng-Kang 分享了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：
Cheng-Kang仍清楚記得，大六在醫院實習時，遇到一位大體老師，是大約 60 歲的林木場老闆，當時因廠區擴建進了一些碎木機，因此邀請多位親友來參觀。怎知他親自導覽到一半時，突然胸口劇痛，接著就昏倒了。在送到醫院的路上，醫護人員不斷進行 CPR，到了醫院也繼續搶救，卻仍沒有救回來。
「一般來說，如果是一位臨床醫師，聽到這個故事之後，第一個會想要下的診斷可能會是『急性心肌梗塞導致猝死』，當時我的老師也是下了這個診斷。」不過，因為捷克體制規定，在醫院死亡的病人必須成為大體接受解剖，他和他的老師，以及病理科醫師便照例對死者解剖。
他們解剖到心臟時，發現病人供給心臟的冠狀動脈非常健康，也沒有看到血栓堵住血管，反而是在左心室的心肌發現一塊小小的木屑──到這裡，整個臨床診斷完完全全地被逆轉了：
原來，這位老先生其實是被碎木機噴出來的木屑刺穿心臟而導致死亡，「這在我的內科醫師養成過程中，是一個非常難忘寶貴經驗，這也歸功於捷克的醫療制度，能夠讓我們有挖掘更多真相的契機。」
Cheng-Kang 大六實習外放的醫院 Military Surgery Hospital Olomouc，特色之一是有專門團隊在研究如何用糞便移植治療腸胃疾病。圖／Cheng-Kang 提供
第三階段：那些在法醫課堂上出現、模樣千百種的大體老師
與大體老師相處的最後一個階段，也是 Cheng-Kang 認為最特別的經歷。在這一個階段，他和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大體老師們交了手。
原來，在大六實習時，有一門「自選科」（Elective Clinical Courses），可以讓學生增加相關領域的知識。他因為很喜歡看美劇《CSI 犯罪現場》，於是特別選了一般要走臨床的醫學生都不會選的「法醫學」（Forensic Medicine），除了每日要進行刑事案件的法醫解剖，對病死、毒死、撞死、淹死等各種死法的大體老師動刀，還經常在食道或是胃裡看見各式各樣的毒品或異物。
除此之外，在法醫學課堂上，也有很多職業軍人和警察會來幫他們上課。這些軍警老師，常在講台上說得口沫橫飛，比如有的醫官就常常講戰地醫療的事：
戰地醫療和一般在醫院學的醫療全然不一樣，目的是打勝仗，是故，不同於在醫院是先處理快死掉、最嚴重的傷患，在戰地，反而會優先處理那些可被預期再回到戰場的士兵；至於傷重的士兵，甚至會被掠在角落等死，連 CPR 都不做了，「因為一個有品質的 CPR，至少需要兩人以上的醫療人團隊，在戰地，怎麼可能如此這般浪費資源？」
當然，也有些醫官或來自前方的將士的上課方式比較特別，是以一語不發、默默地躺在大體解剖台的方式登場。「那時候，ISIS 以及伊拉克附近還是常常戰事不斷，歐洲士兵也常常會去支援。那段時間教我的老師，除了有活生生的軍警之外，也有在戰爭中死亡的將士。」前者，可以說很多很特別的前線奇聞軼事；而後者，則是透過他們的大體，分享更多超越前線奇聞軼事的事。
在法醫學課堂上，也有很多職業軍人和警察會來幫醫學生上課，也經常要和軍醫一起對陣亡將士進行大體解剖。圖／Cheng-Kang 提供
捷克教學與生活：解決問題的方法，不只一種
Cheng-Kang 回憶，剛到捷克念書時，除了生活方式的差異，最不適應的莫過於學校的上課方式，以及考試的方式：「以前我常抱著，就是因為不會所以才來學校學習的心態，但是捷克的上課方式，是每次上課前必須先把上課的內容念熟，上課的時候，老師會不斷問問題，並請每一位學生起來回答，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觀點。」
捷克的老師，上課方式偏向於和學生討論問題，也因為這種上課模式，學生往往找不到所謂的「標準答案」。「台灣的學生，比較習慣老師能夠給你一種標準答案，可是在捷克，你問老師一個問題，老師常常會舉一堆不一樣的例子來回答你的問題，然後再跟你說，這些不同的答案都可以是答案。」
Cheng-Kang 講的只是捷克的例子。其實，我在劍橋經歷的學習也是一樣，課本以及所有上課有關的教材或講義，全都只是最不重要的參考資料。真正的學習，全都蘊藏在師生以及同窗之間的激辯或是思想交流裡。這可能也是為什麼相較於西方學子，亞洲教育體制中，人比較普遍欠缺獨立思考能力的原因。
同樣一個問題，解決的方法可以是千百種，醫學課堂如是，日常生活亦如是。Cheng-Kang 回憶，有一年，在零下十幾度的冬天，他得了重感冒，老師點他起來問題時，發現他的聲音嚴重沙啞，下課後就把他叫住：「Cheng-Kang，你的喉嚨情況太糟糕了，跟我到研究室來，我有一堆可樂沒喝，你全帶回去喝。」
當時的他簡直滿頭問號，可樂不是垃圾食品的代表之一嗎？而一位醫學院的名師竟然要他多喝可樂！原來，在捷克人的生活中，從匹夫走卒到大學教授，只要喉嚨痛，就會喝可樂來應對，Cheng-Kang 嘗試之後，竟然發現效果不錯。「當時我學到的是，對於同一件事的看法和處理方法，差異可以如此之大，這對我日後醫療工作上的心態調整，幫助也很大。」
小結：走出去，發現一個更大的自己
這一次寫下 Cheng-Kang 的故事，是因為我們在機場巧遇，一起在等飛機的時候吃了頓飯，聊到可以在我的《換日線》專欄上說說他的有趣故事，分享給台灣讀者。最後，我們決定交換彼此的留外經驗，用不同的經歷融合成一個小結，一起替本篇故事收尾：
永遠要對每一件事抱持著懷疑和開放的態度，其中包括懷疑自己、檢討自己。 如果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，我們就永遠只能聽別人的話做事，當不了自己的主人。另外，世界到底多大，你要走出去才知道，也只有在走出去之後，你才會有機會看見那一個更大的、你完全都沒有發現過的自己。
